朱永华：干部“不能说”关键在于消除“不能不说”-九游会真人

　　作者：朱永华

　　近日，对党员干部起到提醒作用的“口袋书”在网上引起热议。“七一”前夕，宁波市印发《习近平总书记党风廉政论述漫画解读》和《机关党员干部负面言行提醒本》两本“口袋书”，出台了“负面言行提醒”制度，引导警醒各级党员干部“说合适的话、做合适的事”。据记者了解，这已经不是浙江省约束党员言行的首次尝试，从2015年起，嘉兴嘉善、绍兴柯桥、舟山普陀以及温州平阳等地，都开出过类似的“负面清单”，但不如宁波市这次在全市范围推广“负面言行提醒”制度引起的关注大（据8月8日《北京青年报》）。

　　之所以宁波市出台推广的“负面言行提醒”制度引发关注，还是在于“负面言行提醒”中，不仅罗列了党员干部在某些情况下很容易“冒出来”的44句“牢骚”或是“怨言”，而且每句话都相当具体，比如“什么反腐败、讲规矩，都搞了这么多年了，还不是一阵风的事情，熬个两年，风头过了就好。”“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还是少干为妙，干好了领导不会说我好，干砸了还要挨骂，能推还是推掉上算。”等等。这些言语，不但情绪上带有消极，有损党员干部乃至机关形象，也会给群众带来某些误导。同时，更不利于提升机关工作作风和削弱群众对政府部门的信心和凝聚力，确实不能说也不该说。

　　但是，不能说、不该说还需要有自身的改进来避免基层干部“不能不说”。在现实情况中，确实有领导干部因自身工作存在问题，比如习惯性的“一言堂”，凡事自己说了算，遇事绕道、推卸责任等等，这就难免会让基层干部产生“不能说又不能不说”的心理，尤其是当遇到群众办理基层干部职责范围内的工作，在能办又担心领导干预的尴尬情况下，就不免会用“不能不说”来表示某种无奈。实际上在44句“不能说”的言语中，很多不能说的背后几乎都是一些机关作风的真实现状或尚未消除的弊端，一律用不能说来回避客观存在的问题，实际上既不是一种实事求是的态度，也有回避和袒护自身问题之嫌。

　　笔者注意到，44句不能说的内容，多是基层党员干部在面对解决群众问题时最容易说出口的话。我们都知道，作为基层干部既有自己的职责范围，也有自己的合法权限，在自己职责范围和权限之内处理解决群众所遇到的问题，完全是再正常不过。但基层干部头顶上又有多位和多重领导，而并不是每一位领导都能够理解和支持下属正常权力范围内的工作，这就让不少直接跟群众打交道的基层党员干部感到“两头受气”。因此，要让44句话“不能说”很容易，但要消除“不能不说”或是发自内心的“说不出口”，则更需要在提升整体机关作风尤其是领导干部自身素质上做足文章。

　　实际上，“不能说”不但只是治标之举，过度的强调某些不能说，或是针对基层干部遇到的很多实际问题，政府部门既不依法依规予以认真解决，又不准基层干部“抱怨”或“乱说”，非但不利于提升化解基层矛盾和改善机关工作，甚至可以说是“鸵鸟行为”，地方党政机关，尤其是领导干部真正需要做到的是“打铁还需自身硬”，用自己的模范行为为基层干部作出表率，从提升机关整体工作作风入手，明确责任清单，划清权力范围，用违规违纪的“不能做” 来消除基层干部心里上的“不能不说”，这才是治本之举。否者，对真正存在的问题视而不见，只强调“言儿有罪”，非但是一种不科学，更会把改善工作作风的方向引入歧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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