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40年：出国从奢侈品变成了习以为常-九游会真人

改革开放40年——1978：让现实告诉未来

当年，我乘坐“鉴真”号轮船从日本回国，通关时，工作人员流露出羡慕的神情。但短短二十年间，出国旅游就已是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了。

1978年，我在一个山区小县的防疫站工作，每天上班下班，生活毫无变化。我不甘心就这样混日子，我渴望走出大山，到广阔的世界去。那一年发生了许多不平常的事，真理标准的讨论、小说《伤痕》的发表、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我下意识地感到一个新时代真的来临了，改革开放将改变每个人的命运。

出国留学让我念念不忘

第二年，我考上四川大学中文系，赶上了末班车。那是一个渴求知识的年代，我和同学常常坐在公园的草坪上谈论最新出版的书籍，这些书籍将一个更广阔的世界展示在我的眼前。

有一天，我在学校图书馆看到一张告示，国家准备派遣理工科学生出国留学，我感到既羡慕又失落。

多年以后，我总对自己的学生说，如果有机会，一定要出国留学一次。说实话，上世纪八十年代其实谈不上是一个最有思想的年代，它之所以令许多人难以忘怀，是因为整个社会具有一种阿伦特所说的“开端”的气氛。

正是从八十年代初开始，中国人接触到越来越多的外国人。在南京大学读完研究生后，我留校任教，给留学生讲授汉语文化。平时我喜欢和留学生交往，当我给他们讲授中国文学时，我也从他们那里获得许多新的认知，这些学生今天大多已经是国外大学的中文教授。

我翻译的第一本昆德拉的书就是一个美国访问学者来华时留下的，此后翻译的几本书也是托哈佛大学的交换生带来的，这促成了我后来在学术兴趣上的部分转向。

终于如愿领略异国人文

直到1992年，我才第一次踏出国门，赴日本大学国际关系学部任教。校园位于三岛市，那是一个美丽幽静的小城，夹在富士山和伊豆半岛之间。很快，我就结识了许多当地的日本朋友，我教他们中文，他们开车带我去外地游玩。其中有两个中年女性，是在东北长大的日本孤儿，对中国的感情很深。

我发现，普通日本人不仅有礼貌，而且热情好客，有几个日本朋友甚至还邀请我去他们家过夜，第一次领略了日式民宅的雅洁。

在日本一年，我没有异国他乡的感觉。小时候读外国名著，我就从来没有感觉到书里描写的是外国人，对我来说，这些书中人物不是俄罗斯人、法国人或英国人，而是一个“人”。

后来去的国家多了，我发现哪儿的人都一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这些性格也是我们在自己国家经常看到的。这其实是一个常识，但在当代的文化比较研究中，我们却更多地想要去发现不同之处，而不是共同点。

在国外，感受文化差异

不过，文化差异的确也是存在的。1999年，我在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一所大学任教，当地土耳其人带我去爱琴海边的加里波利高地参观。一战期间，英土双方军队曾在那里发生过一场激烈的战役，在一座纪念碑上，镌刻着现代土耳其之父凯末尔撰写的铭文，将战死的英联邦士兵称作是这块土地的儿子。这段铭文颠覆了我对战争的认识，尽管我依然难以将战争与宽恕联系在一起。

在土耳其时，正好遇上通货膨胀，里拉每天都在贬值，接着又遇上大地震，住处附近倒了很多住宅，逃出来的人面朝麦加方向跪下祈祷，但他们脸上却看不到多少恐惧。土耳其人总是近乎宿命地看待眼前的灾难，有个学生曾告诉我，马尔马拉海还会有一次更大的地震。我问他该怎么办，他平静地说：“我们都在等待。”这句话透露出一种对时间的永恒耐心。他说得对，无论灾难还是幸福，人生许多事是需要等待的。

2003年，我获得弗瑞曼奖学金，赴美国伊利诺伊大学香槟分校做访问学者，当时学校的中国留学生就已经有2000多人，每个人都怀有自己的梦想。学校有一个中美文化交流中心，每周末都会带中国访问学者去各地参观，例如林肯的墓地、马克·吐温的故居和圣路易斯城。

后来我又因学术交流去了许多国家，当年乘坐“鉴真”号轮船从日本回国，通过上海海关时，工作人员流露出羡慕的神情。但在短短二十年间，出国旅游就已经是许多中国人习以为常的事了。

改革开放与全球化迎面相遇，给每个中国人的生活带来巨大变化。尽管当今世界面临逆全球化的潮流，但我相信，开放的大门一旦敞开，就不可能再关上了。

□景凯旋（南京大学海外教育学院教授）

[责任编辑：杨凡、赵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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