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四倍：农民工买票难考量政策价值取向-九游会真人

　　作者：朱四倍

　　一个名叫黄庆红的重庆籍农民工写给铁道部的一封信，信中讲述了他4次到火车站排队买票，依然未能如愿。工作人员告诉他用网络和电话购票，可能比排队更快。但网络和电话购票，对于生活艰苦的农民工来说，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都市时报》1月5日）

　　“网络和电话购票，对于生活艰苦的农民工来说，比通宵排队购票更不现实”是一个怎样的信息？社会又该如何解读“往年买票他靠的是拼体力。但实行网络购票后，票都在网上卖光了，黄庆红不会上网，有劲无处使了”话语背后隐藏的“密码”？

　　事实上，农民工群体买票难在相当程度上是时代的符号，既可以从贫富差距、城乡差距上分析，又可以从公共服务上研究，但体现了农民工的全方面弱势地位恐怕是毫无疑问的，如经济上的、政治上的、文化上的弱势等。因此，农民工买票难既是一个与春运有关的课题，又是一个与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大课题。

　　一是农民工群体买票难考量政策价值取向。温家宝总理指出，“衡量政策好坏的标准只有一条，就是群众高兴不高兴、满意不满意、答应不答应。我之所以经常讲穷人的经济学、穷人的政治学和穷人的教育学，就是想让人们懂得在中国乃至世界上，穷人占多数。一个政府、一个社会应该更多地关爱穷人，穷人应该拥有平等的权利。”就此，网络和电话购票比通宵排队购票对农民工来说更不现实的尴尬就值得斟酌：有没有考虑到农民工的需求？有没有考虑到社会各个群体的差异？能否以权力部门的偏好而不是公众的需求来决定政策的方式和方法？如此等等，都值得回应和反思。一句话，任何不利于弱势群体的政策都是可怕的，不利于应对社会问题和实现社会的安全运行，更不利于建设和谐社会。

　　二是农民工买票难关乎话语权和社会福利。从表面看，有没有话语权是指一个人、一个群体能不能说自己想说的话，其实质则是一个人、一个群体在社会上能否有效地维护自己正当权益的重要标志。一个理想的社会应该让社会各个阶层、各个群体能够平等地享有和行使话语权，而不是一支独大，弱者失语。在这个层面上，我们发现，农民工群体有着明显的话语权弱势，难以进行有效的话语表达，因此，就出现了“往年拼体力今年连体力也用不上”的困境。在衡量整体福利状况时，帕累托原则告诉我们，当群体中一个或更多成员的处境被改善而没有一个成员的处境被恶化时，社会福利就增进了。也就是说，社会福利是由社会中处境最差的人决定的，只有当社会中最差的人的处境得到改善时，社会总福利才实际上增长了。因此，农民工群体买票难同样是社会福利受损的证明。

　　三是农民工买票难考问社会如何对待弱者。贝尔奖获得者、美国经济学家舒尔茨认为，懂得穷人的经济学，就懂得了经济学中许多重要的原理。正如舒尔茨曾经指出的，这个世界上，城里人发现很难理解农村人的行为，富人发现难以理解穷人的行为，于是就认为穷人大概是以另外的逻辑在生活。在一定意义上，农民工拼体力买票对他们来说，或是一种选择，但当这种方式也被剥夺时，就意味着社会忽视了农民工群体的现状和需求，当然也背离了穷人政策学。

　　正因为如此，有关人士声称的“农民工这个群体实在庞大，即便所有人不坐火车，全让给农民工，还是解决不了，铁路运力毕竟有限，所有努力只能是杯水车薪”的说法就缺少温情和人文关怀，并且，有推卸责任的嫌疑，更不是理性对待农民工诉求的上策。

　　农民工买票难考量政策价值取向，考量社会温情和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