鱼予：扶贫办“腐败窝案”，源于监督“漫游”-九游会真人

作者：鱼予

在贵州省玉屏侗族自治县，一个总人数27人的扶贫办，却曝出了腐败窝案，2名原任领导、6名现任领导和3名中层业务骨干都牵涉其中，令人震惊。（《中国纪检监察报》 6月4日）

“您拨叫的用户忙请稍后再拨”，这是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话，27人的扶贫办，却曝出了腐败窝案，2名原任领导、6名现任领导和3名中层业务骨干都牵涉其中，便是源于监督“漫游”，不在服务区。

“漫游”泛指移动通信网自动跟踪移动台，向处在任何位置的移动台提供服务。它的主要功能有位置登记和呼叫转移。身为扶贫办主任，“近水楼台先得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先后为6家企业在申请扶贫项目资金过程中给予“关照”，从中获取27.6万元“好处费”。更为奇葩的是还安排下属对扶贫项目资金进行暗箱操作，以“工作经费”的名义违规向获得扶贫贷款贴息的企业、产业扶持发展项目实施单位和个人收取资金共计850.8万元，纳入小金库管理使用，并与班子成员及个别中层干部进行私分，自己从中分得20万元。看到此，相信正好应验了那句话“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

“贪如火，不遏则燎原”。剖析腐败窝案过程不难发现，理想信念缺失、制度不健全和监督管理缺位是他们走向违纪歪路的共性因素。因制度不健全、监管存在“盲区”等原因，简光禄等人才能肆无忌惮，才能频繁伸手，以致走上不归路。当然，对于自己的所作所为，窝案的涉事者未必不知，心存侥幸、顶风违纪，是其内因。但，值得厘清得是，2名原任领导、6名现任领导和3名中层业务骨干都牵涉其中，缘何会畅通无阻？如此沆瀣一气的攻守同盟、同恶相济，谁之过？又是什么原因让内部监督失效、外部监督难以介入，才有了“携手”能捞到好处“抱团贪腐”？

答案不言而喻，扶贫干部“携手”捞好处，摆脱不了监督失效的事实。

当然，话又说回来，“携手”捞好处对于监督部门而言，确实有监督的弊端。单就腐败的事实来看，成员之间拧成一股绳，如同蚂蚱一样被捆绑在一起。正所谓“有难同当，有福同享。”

诚然，在公共利益部门化、集体利益个人化语境下，自然而然也就有了集体掩护、集体串供，部门内部风险共担的“利益联盟”。正如涉案的徐东一样，看到别人从中“捞大钱”，自己也不忘从中“捞小钱”，不但收受申报扶贫贷款贴息企业老板的“好处费”，还从小金库中“捞到”8万元。也正是自己的玩忽职守，对项目审核不严，导致该县某企业以虚假银行贷款资料骗取国家扶贫贷款贴息资金105万元。试想，假以审计、监察的力量能到位，这一腐败窝案，有何以发酵、成形，前赴后继？

孟德斯鸠曾如是说到：“一切有权力的人都容易滥用权力。”回到本案，扶贫干部“携手”捞好再次警醒监督部门，唯有筑牢反腐的防线，堵住腐败利益源、斩断腐败利益链，让各项制度真正发力，才能管得住人。唯有完善管理制度，保证决策制定、落实执行、考核审计、监督反馈等行政程序的透明公开，用阳光照亮暗角才能保证权力不“出轨”。唯有增加民众的监督话语权，以多管齐下的监督方式参与到对权力运行的监督过程中，才能破除内部利益共同体。总之一点，仅仅依赖于官员的自觉、自律那是有风险存在，只有给权力套上制度“紧箍咒”，让反腐利剑高悬，监督才能回到“服务区”。

【声明：本文代表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立场，仅供参考。】

[责任编辑：杨凡、赵国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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