郭文婧：警惕去向不明让社会抚养费异化“变味”-九游会真人

　　作者：郭文婧

　　根据各省公布的年度行政事业性收费统计情况的报告，可以大致推测出内地各省市征收社会抚养费的平均数约为每年9亿元，全国31个内陆省市每年的总征收规模高达279亿元。虽然各地的相关法规都已明文规定社会抚养费实行“收支两条线”，但纳入财政之后怎么使用却并不像计生部门号称的那么阳光。（相关新闻：）

　　超生社会抚养费的性质是比较明确的，属于社会补偿性的行政收费而非行政罚款。所谓行政收费，是指国家行政机关或者依法履行行政职能的其他组织，为满足特别的行政支出，向与特别支出存在特定关系的行政相对人收取货币的行为。“为满足特别的行政支出”，也就是说，行政收费的支出是有具体指向的。该以什么标准收取？收取了多少？谁在使用？用于了何处？使用时有无预算公示与财政监管？公民是享有知情权的，政府有义务将行政收费置于阳光之下，接受监督。

　　一个孩子要长大成人，是家庭和社会共同抚养的结果，在国家人口形势严峻、政府财力有限的情况下，收取一定的社会抚养费，客观上可以对违法生育者起到惩戒作用，有合理的地方。但是，社会抚养费是不是用到了社会抚养上面，则是必须斟酌的现实问题，否则，社会抚养费就会“变味”。在很多地方，社会抚养费并未全部上缴国库，也并未真正使用到社会抚养上面，而是变成了抚养官员、抚养政府。实际上，现实中的社会抚养费正在“变味”。

　　第一，社会抚养费“变味”成了创收的手段。按常理，坚持不懈的计划生育工作，应该是效果越来越好，超生越来越少，社会抚养费的征收量也越来越少，但从各地的公布的数据来看，却都是年年增加，比如浙江省2009年增幅约13%，安徽省2010年的增幅达61%，各地不仅不以此为警觉，反而以此作为计划生育工作的成绩。特别是各地的“返还”、“奖励”政策，更是成了村、镇创收的主渠道之一。

　　第二，社会抚养费“变味”成了寻租腐败的工具，由于社会抚养成本本身是一笔糊涂账，使得社会抚养费的收取没有一套科学的计算标准，没有统一的征收“尺子”，弹性较大，从几千元、数万元、数十万元甚至上百万元、上千万不元等。掌握自由裁量权征收人员，就成了超生家庭“公关”的对象，少则烟酒表示，多则现金行贿，关系好的少收、送了礼的少收，既造成了少征、漏征的问题，也导致群众意见大，躲缴、拒缴的现象时常发生。

　　第三，社会抚养费“变味”成了权力控制的工具。很多地方实行“计划生育”一票否决，但在执行中，否决的内容却各异，有的是实行“超生”否决，有的是实行“社会抚养费征缴”否决；有的是否决群众合法权益，有的是否决单位评优，有的是否决干部发展，于是演变成了一种权力控制工具，基层干部以此来控制群众，上一级干部以此来控制下一级干部，在需要找理由的时候，随便拿来就是，让人有冤无处伸。

　　第四，社会抚养费“变味”成了反对调整计划生育政策的原因。1980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说，“到三十年以后，目前特别紧张的人口增长问题就可以缓和，也就可以采取不同的人口政策了”。三十年过去了，我国人口即将迎来“刘易斯拐点”，专家说，2015年中国劳动人口开始下降，到2039年，我国将出现不足2个纳税人供养1个养老金领取者的局面。但面对计划生育政策该不该调整的争议，却莫衷一是，“社会抚养费”这个巨大的利益是不是现实原因，不能不令人生疑。

　　如果说在当时人们生育愿望非常强烈、生育率非常高的情况下，征收社会抚养费是不得已而为之。但现在，随着人们“传宗接代”观念的淡化，特别是社保保障逐步健全打消了养老忧虑，我国的生育率正在逐渐降低，上海生育率甚至已经降到了世界最低的0.7，社会抚养费还有多大的必要，确实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即使还有必要继续征收，也应该将社会抚养费装进“铁笼”，不能因为去向未明让它异化变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