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传东：吴英生死自有公断，社会舆论且莫充判-九游会真人

　　作者：熊传东

　　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敲响法槌，对众所瞩目的吴英集资诈骗案二审宣判，维持死刑判决。国家最高法院正对吴英死刑进行复核。中国政法大学证据科学研究院副教授吴丹红指出：“不要让舆论决定吴英生死。”（见2012年2月17日环球网）

　　首先，作为新闻媒体要明白一点，社会舆论只是传递真人、真相、真事、真情的载体和平台，不是“公检法”，不能替代任何一家“公权力”直接“行使”某种“特权”，不可充当某些人的“炮灰”，更不可对某些特殊事件“越俎代庖”。

　　的确，媒体不能充当“公检法”。而现实生活中，往往很多事件都是因媒体曝光后，才得以解决、才得以落实、才得以圆满、才得以服众。即使有十万个为什么也找不到一个合适的“标答”。其实，答案不言而喻。这或许就是公众为什么多数情况下选择相信媒体的理由，这不仅说明了全民法律意识的淡薄，更说明了我国法制建设不完善不健全所致。

　　社会舆论是群众喉舌、是监督利剑、是公众平台、是正义载体。但绝不是“裁判”、“法官”、“首长”等职务。所以，凡事都需坚持就事写事、就事论事，舆论的声音不可出现“一边倒”、“半边倾”等现象。因为，舆论的“平台”一旦偏离了客观和公正，规则将失去守则、守则将变得失守、原则将成为无则。不要因为你的无意识“无则”，潜意识地去“褒”一方，或“贬”一面。

　　媒体要做到守土有则，要守住自身一块原则之土、一块责任之土、一块务实之土，媒体要做到擎旗不倒，要高擎舆论一面客观之旗、一面公正之旗、一面正义之旗。不要因为你的“失守”，有意无意地影响到“事态”的“方向”。例如，从李启铭案到钱云会案再到药家鑫案，已“凸显”出了舆情的汹涌。

　　舆论的力量不可随意无限放大，只有理性的声音才是正义之声。无论任何情况下，舆论都不可以带着一种情绪随意“宣泄”。作为社会舆论要为公众营造一个健康成熟理性的“话语”平台，让公众借助这个平台形成一种良性的互动。同时，要抵制那些偏激的“愤青族”和“口水党”。鼓励那些理性的“意见领袖”，反对那些恶意的“舆论黑手”。

　　现就“吴英生死”说个三句半。先声明一下，笔者也非“公检法”系统人士，更非法律法学专家学者，仅仅只是曾学过法学罢了。吴英其人其事其情其案其判，已不容多说。且说，浙江省两级法院二审宣判吴英死刑。一时间，网友慌了！舆论慌了！“粉丝”慌了！大家均为何而慌？暂不去研究，也无从考证。

　　“吴英生死说”也由此展开。有法律专家学者认为，一审二审判处吴英死刑是在法律规定的量刑幅度内，并无不妥；有舆论人士认为，似乎能找到不让吴英死的理由；有网民认为，为何有些巨额贪污犯被判死缓或无期，难道“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还有媒体拿网民投票呼吁顺应民意，认为吴英罪不至死，希望最高院刀下留人；更有人声称，应当废除经济犯罪死刑……如此看来，大多数人“判决”：吴英免死。

　　这没用呀！这些所谓的“大多数人”既不是法官，也不是法院，更不是法律。当然更无威严可谈。可是，大家“呼吁”来“呼吁”去，至少总得从法律上找到吴英可从轻或减轻量刑的理由吧，法律不可能从大家的情绪影响来做出“法律结论”呀！这就告诉我们，舆论监督要合理而守则，更要把握住尺度。社会舆论不可干扰司法公正。公众“呼吁”要做到对法律的尊重和对案情的理性诉求，而不是凭借一种“自由性”和“随意性”。

　　再说，此案不是彼案，要就案议案，至于公众对其他案件存在的“不服”表象，与此案无关。这既不是此案讨论的范畴，更不是作为此案量刑的依据和标准。然而，无论我们的“报纸量刑”、“电视量刑”、“网络量刑”和“公众量刑”再“激烈”、再“汹涌”，永远无法替代“法律量刑”。

　　法律是社会正义的最后一道防线。法律能搞定的事情，社会舆论且莫充判。吴英生死自有公断，社会舆论且莫充判。